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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局部抗戰的興起
五、華北事變和一二·九運動
2015年05月26日10:18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二）一二·汽車音響改裝九運動
日本侵略者制造的華北事變，使華北各省市局勢更為險惡，民族危難空前嚴重﹔而人禍之上，復加天災，華北民眾在民族危機與經濟浩劫的夾攻中，陷入窮困、飢餓、疾病與死亡的絕境。平、津廣大愛國青年學生目睹種種慘狀，深感“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瞭！”發誓“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以挽救垂危的祖國，拯救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同胞。於是，在中國共產黨北平地下黨組織領導下，一場聲勢浩大的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為中心口號的抗日救國運動，像火山般爆發瞭！
1935年秋，日本策動華北“自治”達到瞭頂峰，國民政府繼續與日本帝國主義勾勾搭搭，激起瞭全國人民的公憤。正當人們為民族的存亡憂心忡忡、日夜焦慮的時候，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瞭《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實現對日抗戰。《宣言》指出：“我國傢我民族已處於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這些話語，深深打動瞭正在為救國救民終日苦思的愛國青年們的心，許多愛國志士、愛國青年讀瞭《宣言》，精神為之一振，看到瞭希望和方向。
在《八一宣言》精神鼓舞下，中共北平工委領導下的北平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迅速發展，北平許多大學建立瞭民族武裝自衛會組織，成員多達數百名，他們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當時負責此項工作的是周小汽車音響改裝推薦 舟和楊子英。
文化教育界的共產黨員楊秀峰、徐冰、黃鬆齡、溫健公和進步教授李達、許德珩、張申府、吳承仕、陳豹隱等人，在平津許多大學的課堂上，講授馬克思主義，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及抗日救國必須靠人民大眾的道理，對青年學生們的愛國主義起瞭巨大的啟蒙作用。
許多大中學校裡，一些愛國進步學生秘密參加瞭“民族武裝自衛會”和“左聯”、“社聯”、“語聯”等組織。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愛國的學生們公開組織瞭讀書會、時事座談會、世界語協會、新文字研究會等團體，共同探索拯救祖國的道路和辦法，開展著各種形式的愛國活動。
經過中共地下黨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廣大學生深深感到“國傢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中共北平工委彭濤、周小舟以及谷景生等因勢利導，積極發動學生開展抗日救國鬥爭。中共河北省委堅決支持彭濤等人的意見和同意他們所進行的工作，並將中共北平市工委改為中共北平臨時市委，委派省委特派員李常青兼任書記，他同彭濤、周小舟等人一起積極領導發動瞭北平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1935年11月1日，清華大學等10校學生聯名發表《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憤怒揭露國民黨政府禁止抗日，殘酷鎮壓抗日力量，繼續與日本妥協、出賣民族利益的罪行，要求抗日救國的自由。這一宣言，立即得到北平其他大中學校的支持。11月18日，中共北平市臨委不失時機地在水災救濟會的基礎上，成立瞭北平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簡稱北平學聯。彭濤、周小舟、谷景生等為黨團成員，彭濤擔任黨團書記。女一中的郭桂英（郭秋明）為總務（即學聯主席），清華大學的姚克廣（姚依林）為秘書，鏡湖中學的孫敬文為總交通，東北大學的鄒素寒（鄒魯風）為總糾察，燕京大學的王汝梅（黃華）為總交際。從此，北平有瞭統一的學生組織，擔負起瞭組織和發動各校學生開展抗日救亡的神聖任務。在學聯的發動下，12月6日，平津15校聯合發出通電，反對“防共自治”，呼籲政府動員抵抗日本的侵略。經過深入發動，北平學聯決定於12月9日發動全市學生進行反對華北自治、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日本侵略的大請願。
12月9日，古老的北平怒吼瞭！被長期壓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瞭！北平各學校的愛國學生6000餘人湧上街頭，奔向新華門，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遊行。他們沖破軍警的重重阻撓，向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請願。憤怒的學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5省自治！”“打倒漢奸賣國賊！”“立即停止內戰！”呼聲劃破瞭籠罩在古城上空的烏雲，喊出瞭全國各族人民的心聲。請願群眾代表向國民政府提出6項要求：（1）反對華北自治及其類似組織﹔（2）反對中日間一切秘密交涉，立即公佈應付目前危機的外交政策﹔（3）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自由﹔（4）停止內戰，立刻準備對外的自衛戰爭﹔（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6）立即釋放被捕學生。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當天，學生的遊行隊伍經西單時，遭到國民黨軍警的阻攔和野蠻鎮壓，100餘人受傷，30餘人被捕。但愛國學生並沒有被嚇倒，國民黨當局的鎮壓反而激發瞭學生們的堅強鬥志。次日，北平學生實行全市總罷課。市學聯發佈《宣傳大綱》，明確提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危害民族生存的內戰”，要求“一致抗日”﹔號召“必須聯合全國民眾，結成統一革命戰線，武裝全國民眾，來擴大民族解放鬥爭”，使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宗旨更加明確、主題更加突出。
12月16日，是國民政府在日本的壓力下，打算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日子。中共北平黨組織決定在這一天舉行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學生從四面八方湧向天橋，舉行瞭3萬多人的市民大會。大會通過瞭組織民眾，共同抗敵，誓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等決議案。會後舉行數萬人的示威遊行，國民政府再調動軍警鎮壓，被大刀棍棒砍傷、刺傷及打傷的達400人，被捕30餘人。
北平愛國學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示威遊行，立即得到全國各地的廣泛響應，掀起瞭全國抗日救亡的熱潮。天津愛國學生12月18日舉行示威遊行，19日實行罷課。上海愛國學生和文化、教育各界以及廣大工人、群眾，於12月24日舉行全市示威遊行。南京、杭州、武漢、廣州、開封、濟南、太原等城市，愛國學生紛紛舉行示威遊行、請願和罷課，支持北平學生的愛國鬥爭。各地工人在全國總工會的號召下，紛紛舉行罷工，抗議國民黨對日妥協和鎮壓抗日運動，支援學生鬥爭。廣州、上海的工人召開大會，發表通電，要求對日宣戰。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沈鈞儒、馬相伯、鄒韜奮、章乃器等300餘人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27日，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陶行知、鄒韜奮、沙千裡、王造時、史良等被推選為執行委員，沈鈞儒為主席，組成執行委員會，統一領導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在此前後，其他愛國人士和愛國團體也紛紛成立各界救國會，發出通電，出版各種救亡刊物，要求國民政府保衛領土主權，停止內戰，出兵抗日。一二·九運動的消息，傳到世界各地，海外僑胞深感振奮，立即向國內各校學生組織發出電函，贊揚學生的革命精神，誓為學生的後盾。
中國共產黨北方局根據毛澤東關於“學生運動要得到持久性，……隻有和工人、農民、兵士的鬥爭配合起來，才有可能”的指示，不失時機地把學生抗日救亡運動擴展到工農兵中去。北平、天津500餘名學生組織瞭南下宣傳隊，沿平漢線南下，在河北省向農民開展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後被國民黨當局強令解散。1936年1月下旬，上海90餘名學生組織瞭救國宣傳團，在京滬鐵路兩側的農村進行宣傳工作，被國民黨軍警拘捕，被迫返回上海。武漢、廣州、濟南等地的學生也深入農村，宣傳和發動農民。
一二·九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具有偉大意義的歷史事件，它揭露瞭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吞並華北的陰謀，打擊瞭國民政府“隻安內，不攘外”的反動政策，擴大瞭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廣泛發動瞭群眾，推動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它配合著紅軍的北上抗日行動，促進瞭國內和平和對日抗戰，使抗日運動成為全國的運動。所以，一二·九運動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它準備瞭抗戰的思想，準備瞭抗戰的人心，準備瞭抗戰的汽車改裝音響幹部。
1936年2月1日，北平愛國學生在北平師范大學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愛國青年有瞭抗日的先進的群眾性組織。
與此同時，全國各階層群眾性的救國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為瞭將各地救國組織聯合起來，造成“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強大壓力，1936年3月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籌備會議上，提出瞭召開全國各界聯合會代表會的主張。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舉行瞭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出席的有來自全國18個省市的60多個救亡團體的代表。會議聽取瞭籌備委員會的籌備情況報告，以及平津民先隊和上海、南京、廈門、香港等地救國會活動情況的報告﹔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等40餘人為執行委員，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史良、沙千裡、王造時等14人為常務委員﹔通過瞭《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宣言》、《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等文件。宣言指出：日本大陸政策的主要作用在滅亡全中國，我們唯一救亡圖存的要道，在立刻全國團結一致以全力抗敵，認為救國陣線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促成全國各實力派合作抗敵的任務，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為瞭實現聯合抗日，會議通過的綱領提出：除瞭漢奸以外，我們在橫的方面，堅決的主張各黨派的合作﹔在縱的方面，誠意要求社會各階層分子的合作﹔這個綱領呼籲：“大傢捐棄前嫌，不咎既往”，聯合起來！
救國會成立後，高舉“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偉大旗幟，為促成國共兩黨合作發動全民族抗戰，進行英勇頑強的鬥爭，發揮瞭重要的作用。救國會特別呼籲國共兩黨要重新合作，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和紅軍停戰議和，共同抗日”﹔立即“開放抗日言論自由和救國運動自由”。並尖銳地指出：這些事做到瞭，“內”不必“安”而自“安”。
在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中，文化界起瞭特別重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的領導下，中國左翼作傢聯盟（簡稱“左聯”）、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簡稱“文總”）等左翼文化團體，積極投入文化戰線的抗日救亡運動。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三天，“左聯”領導人魯迅在《答文化新聞社問》中，揭露瞭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反動面目。接著，“左聯”發表瞭《告國際無產階級及勞動大眾的文化組織書》，抗議日本的侵略，呼籲國際社會的支援，號召全國人民奮起抗日。“左聯”出版瞭《萌芽》、《前哨》、《北鬥》、《文化月報》等刊物，宣傳無產階級文化思想，從事馬克思主義論著和外國進步文藝的翻譯介紹。愛國文藝工作者創作瞭一大批抗日文藝作品，如陽翰笙的小說《義勇軍》，蕭紅的小說《生死場》，蕭軍的小說《八月的鄉村》，艾蕪的小說《咆哮瞭的放傢屯》，田漢的劇作《亂鐘》，蒲風的詩《我迎著風狂和雨暴》，陳鯉庭、崔風雲的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夏衍的報告文學《包身工》，聶耳的《大路歌》，孫慎的《救亡進行曲》等，都從不同側面反映瞭中國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壓迫下的悲慘遭遇，教育人民奮起抵抗，不當亡國奴。尤其是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傳遍祖國各地，以其強烈的感染力，激勵全中國人民奮起抗爭。
華北事變後，不同階層和派別的文藝工作者，紛紛表示要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下聯合起來。為瞭建立文藝戰線的抗日統一戰線，1936年初，“左聯”自動解散。10月1日，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位文藝界新舊各派領導人，在共同簽署的《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中明確提出：“在文學上，我們不強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國上，我們應團結一致以求行運之更有力”。“為民族利益計，我們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學或愛國文學在全國各處風起雲湧，以鼓勵民氣”。《宣言》的發表，促進瞭文藝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使文化界的團結和戰鬥力進一步增強。
以一二·九運動為新起點的如火如荼的全民族救國運動，強烈要求國共重新合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給中國國民黨造成強大的輿論壓力。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雖然遭到南京政府的殘酷鎮壓，但沉重地打擊瞭日本帝國主義的兇焰，激發瞭千百萬群眾的愛國熱情，沖擊瞭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動員全民族的抗戰，起瞭重要的推動作用，也是迫使中國國民黨調整內外政策，實現國共合作的強大群眾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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